【江西】建陶企业不管在何处都面临招工难题

    建陶企业不管在何处都面临招工难题

企业外迁道路艰辛

从江西高安市到南昌昌北机场，再飞到广州白云机场(600004,股吧)，然后乘车回到佛山。3年前，佛山人万方就成为这条线路上的常客。每个月，万方回到佛山向公司老板汇报工作，来不及回家住上几天，又匆匆返回高安。

9年前，万方进入广东新明珠集团工作，在佛山工作了6年，一直做到佛山总部企业市场部主管。2009年起，因工作需要，万方与新明珠集团的中高层管理团队一起被派往江西新明珠建材有限公司。

始于2007年的佛山陶瓷产业大转移浪潮，重构了国内建陶产业版图，也让万方们与他们的企业一起，远赴神州各地。

“狼来了”

“产品同质化太严重了。”江西富利高陶瓷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童帆不无忧虑地说：“大企业花了大成本研发出的新产品，很快就被一些小企业山寨了，跟风盛行。”

“选择外迁，企业的主动性要更多一些。”2010年6月，童帆被正式派往江西高安，任职新中源江西富利高陶瓷总经理助理。童帆是土生土长的佛山人，2009年进入广东新中源陶瓷有限公司工作。回忆外迁的情况，童帆说，虽然当时受到环保压力，发展受限，但更重要的是企业已面临发展瓶颈，在靠近原材料丰富的市场中部地区设厂的想法由来已久。

与童帆一道，新中源一批中高层管理人员，包括生产管理人员和营销管理人员，陆续被派往高安。

“到处是黄土一片。”万方还记得2007年第一次来高安选址时，整个园区是一片荒地。

单建军担任江西省建陶基地管委会办公室主任5年时间，完整见证了佛山陶瓷资本如何帮助高安建筑陶瓷产业基地从一片黄土成为今日的园区。5年里，建筑陶瓷年产能从2007年的8000万平方米发展到现在的年产能7亿平方米，主营业务收入达到180多亿元，陶瓷产业已经成为高安的支柱产业。

在单建军看来，佛山企业的到来带动了当地上下游产业链的发展，“以前本地只有欧陶在做色釉料方面的配套服务，现在机械、包装等企业都有了，色釉料的品种也更丰富了”。

与佛山陶瓷的品牌效应相比，江西省建筑陶瓷产业基地目前还是品牌洼地，没有一家大企业的知名品牌迁过来，基地所接纳的陶瓷生产企业和为陶瓷生产服务的配套加工企业，实际上只是佛山等地陶瓷企业“总部经济”战略下延伸的“生产车间”，本地企业生产的多是普通瓷砖，缺乏新产品和长远规划。

“产品同质化太严重了。”童帆说，大企业花了大成本研发出的新产品，马上就被一些小企业“山寨”了，跟风盛行。

江西设厂，四川招工

佛山企业怀揣着劳动力充足的美好期待来到高安后，却尴尬发现，这里同样面临“招工难”。

盛夏的阳光直射下来，位于高安的江西省建筑陶瓷产业基地，如同黑白照片里透视出来的世界，灰白色的色调让远道而来的佛山陶瓷企业高管们恍如回到上世纪末的佛山南庄镇。

建陶大道中央的绿化带和道路两旁的植物，覆盖了厚厚一层灰;满载着矿石的车辆飞驰而过，扬起漫天灰尘;路边的工人、村民似乎习惯了，漠然面对扑面而来的灰尘。在园区呆上一天，皮鞋上就落满了厚厚一层灰，上牙和下牙摩擦一下，甚至可以感觉到“咯吱咯吱”的沙子在响。

下午换班时间。“90后”小朱夹杂在30—50岁为主的工友队伍中分外显眼。在一家本地陶瓷企业负责司炉工作的小朱准备辞职，想跳槽到佛山陶瓷企业工作。在这家本地陶瓷企业，小朱干了2年，由于还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人员，厂里压着他一个月的工资，不让他走。在厂领导看来，像小朱这么年轻的劳动力在当地并不多，属于企业极力挽留的对象。

江西是劳务输出大省，每年有超过700万名青壮年劳动力输出到国内各大经济发达地区，其中流入广东的人数便在1/3以上。如何组织青壮年劳动力赴沿海城市务工，是高安劳动部门在过往20多年间每年须面对的重头工作。

高安总人口80多万，企业70%—80%的劳动力是本地人。佛山企业怀揣着劳动力充足的美好期待来到这里后，却尴尬发现，这里同样面临“招工难”。

“我们会组织企业到四川、陕西等地去招工。”如今，招工成为单建军必须重视的工作之一。

在园区内，路边的围墙、电线杆、公交站台粘贴的招工广告层层相叠，招工范围从包装工、分级工到各种技术工，有企业部分工种缺口多达30多人;在一些公交车身上，也可以看见写有“本陶瓷厂长期招工”的广告语。

与高安一道，随着佛山陶瓷企业大量入驻，作为最具成长性、发展潜力最大的产区之一的“泛高安”产区(包括江西高安、景德镇、井冈山、萍乡、东乡、丰城、上高、宜丰等地)，产能呈现“井喷式”发展。

作为总经理助理，招工难是童帆心头的一大烦恼。

“这两个月招工比较难，随着天气越来越热，包装工、分级工等劳动强度大的工种，员工流失率比较高，一些员工被新厂或新开工的生产线挖走，员工流失率在4%—6%之间。”童帆说：“我们不得不制定一些更加人性化的政策来吸引这些员工，特别是年轻人，比如6个员工住一个宿舍、宿舍增设空调、提高员工福利、营造一个好的工作环境、为员工提供相应的培训、在企业中给员工创造提升空间等。”

至2012年5月25日，高安建陶基地有企业94家，总投资近177.418亿元。缺工现象在基地内企业中普遍存在，佛山企业招工情况普遍要比本地企业情况好，但即便如此，佛山企业投资的江西新明珠建材有限公司、江西富利高陶瓷有限公司缺工人数也多达100至200人。

在用工方面，缺工情况集中在普工和技术工种，文秘等行政工作人员则处于饱和状态，整个园区30岁到50岁年龄段的员工占绝对多数，80%以上为高安本地人，外来务工人员所占比例较少。陶瓷行业作为劳动密集型行业，一方面，生产线在逐步增开，所需员工人数越来越多;另一方面，外来人员返乡务工逐渐增多，本地剩余劳动力尚不能满足整个园区所需。

“厂里基本上只招收45岁以下的员工，我儿子已经40多岁了，还能干几年啊，以后怎么过日子啊?”环卫工人陈姨忧心忡忡地说。

进退两难

有外迁的陶瓷企业反映，投入大成本建设生产线，却发现当地的成本比意料中高出许多;也有企业扩张后遭遇市场销售困境，进退两难。

高安，位处江西中部，毗邻鄱阳湖平原。“离高速公路比较近，货运、铁路比较方便，到南昌的码头也比较近。”单建军一口气列举了高安发展陶瓷的诸多优势。

在万方看来，高安相关配套的不足，基本抵消了当地的诸多优势。“物流企业比较散，小公司多，能提供专业化服务的就更少了。”江西新明珠建材有限公司市场部经理万方算了一笔账：生产同品质的产品，在高安生产的成本要比在佛山低10%—30%，但如果出口的话，到达客户的终端价格可能要高30%，“这几乎抵消了高安的成本优势”。

佛山企业生产的瓷砖有20%—40%选择出口，主要销往东南亚、非洲、中东，少部分销往欧洲。高安为内陆城市，与江西其他地区、山东、四川等地相比，高安的陆运物流比较发达，成本优势比较明显，但海运只能通过九江转长江出口，路途遥远。

“刚修建的铁路专线通向西南，没法真正利用。”一名企业负责人抱怨说。

童帆记得，与高安的初次接触并不美好：乱、差，交通不方便，水电、餐饮等配套设施也不完善。

但让童帆们欣慰的是，5年时间里，无论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政府的服务意识，高安有了一个很大的改观，“问题上报给政府，基本上都能得到解决”。在这个过程中，高安建筑陶瓷产业基地成为全国建陶四大产区之一。

佛山陶瓷产业转移浪潮催生了中国建陶新格局。除高安外，佛山陶瓷足迹从近邻广东韶关、清远、肇庆等地开始，远涉广西、四川、湖北、山东，甚至辽宁、内蒙古。在高安之外的一些地方，佛山企业的遭遇则更为艰难。

佛山陶瓷协会秘书长尹虹博士长期关注佛山陶瓷企业外迁动向。他在一篇名为《有感于临湘兆邦陶瓷回迁广东》的文章中指出，佛山陶企在外地遭遇的运输困难、政府承诺不能兑现，乃至征地难题等是困扰外迁企业的主因。

去年9月份的一场风波，让佛山陶瓷企业外迁的艰辛遭遇进入到人们视野当中。数年前投资江西瑞昌的佛山某陶瓷企业，暂缓了江西生产基地的建设，主要原因是：企业管理层认为，当地的产业链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以及诸如土地手续等未能跟上。

近5年来，佛山陶企向外转移发展的过程，同时是国内很多地区大举向佛山陶瓷业敞开怀抱进行招商的过程。中国陶瓷工业协会佛山办事处主任蓝卫兵记得，这些年，不乏一些地区以佛山陶瓷企业的落户、投产为契机，纷纷规划、设立大型陶瓷产业园区，把发展地方建材产业作为新的经济增长点。为了达成这样的愿景，不少地区在招商过程中向陶企给出了令人心动的承诺，但实际操作过程中却因对行业不熟悉导致无法兑现承诺，出现很多问题，如当地产业链和基础设施建设不够完善，土地手续等未能跟上，供电不足，劳动力素质太低。

广东陶瓷协会常务副会长陈环则认为，走出去的佛山陶企面临扩张人才储备不足、文化习俗等诸多不适因素，导致在外的陶瓷生产基地综合运营成本在市场中并不见得有多少优势。有外迁陶瓷企业反映，投入大成本建设生产线，结果却发现当地的成本比意料中高出许多;也有企业扩张后遭遇市场销售困境，进退两难。

有业内人士透露，一家到湖南某地投资的佛山大型陶瓷企业，因无法忍受当地“黑势力”对资源的非法垄断和对企业正常生产的干扰，在向当地政府及有关部门申请援助无果的情况下，无奈采取了“以暴制暴”的做法，从广东调集100余名“烂仔”赶赴湖南，与当地“黑势力”群殴。不少佛山陶企在外省被搞得焦头烂额的事情，也时有耳闻。

产业转移背后的三大命题

青山遮不住，毕竟东流去。产业转移是经济发展到一度程度的产物，同样是全球金融危机与广东“双转移”双轮驱动的必然现象。

如果说10年前，当地电视台因顺德企业全国布点的系列报道，一度触怒顺德政府而停播的话，那么今天，回避与遮掩早已不是办法，承认现实、勇敢应对是佛山各级政府的务实做法。

在这一场远远没有结束的产业转移大潮当中，佛山还有许多待解的命题，这些命题考验着政府、企业与百姓，在佛山产业“腾笼换鸟”、转型升级的宏大叙事中，佛山向左走还是向右走、向上走还是向下走，关乎这座以制造业为主导的城市在未来的产业竞争、经济转型中将扮演怎样的角色。

在这一连串命题中，要找到解药、成功解答，并不容易。

要gdp还是gnp

“今年上半年，我们在安徽马鞍山的两个项目产值可以全面超过科达机电(600499,股吧)顺德本部的产值。”安微久福新型墙材有限公司总经理于圳说。

这一番话代表的不仅仅是科达机电，当佛山大量外迁企业无论是员工总数、产值、规模与潜力开始超越本土之时，一个严峻的问题出现了：佛山，你今天要的是gdp还是gnp。

gnp指的是，凡是本国国民(包括本国公民以及常驻外国但未加入外国国籍的居民)所创造的收入，不管生产要素是否在国内，都被计入本国的gnp。

2004年，随着苏州经济一路高歌，gdp总量首超深圳，新苏南模式达到了中国经济发展样板的制高点。但这些掩盖不了新苏南模式的缺陷被喻为“只长骨头不长肉”，gdp上去了，政府的财政收入上去了，老百姓的口袋仍然鼓不起来，利润的大头被外企拿走，本地人拿的只是一点打工钱。2004年，苏州的gdp是温州的2倍，但苏州老百姓的人均收入只及温州的1/2。

当佛山企业在外地风生水起，全国、全球的财富被佛山赚取时，面对上级政府的层层政绩考核、面对以gdp为导向的城市排名，佛山又该以何种态度、何种作为进行取舍?

要总部还是要制造

沃尔玛的总部在镇上，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世界上最赚钱的企业之一。与此类似，一批世界级跨国公司，企业总部往往在诞生地。正所谓，儿大不由娘，在一批大雁奔着丰美的水草北飞时，把根留住、发展总部经济成了佛山一种痛苦而现实的选择。

2010年10月，顺德最高建筑、高达128米的美的总部大楼落成，这标志着顺德的总部经济发展战略迈出了成功的第一步，也成为顺德产业转型升级的一个符号。随后，以精艺金属为代表的八家企业投资的财富中心投入建设，总部经济模式在这个制造业重镇正呈燎原之势。然而，当顺德制造业大镇真的向总部经济迈进之时，在光鲜的大楼背后与龙头企业制造环节不断外扩之时，税收、外来工、就业岗位的迅速流失，其中的甘与苦或许只有地方政府能领会。

总部经济看上去确实很美，将产业向微笑曲线的研发、销售等环节转移，是否真的就是产业升级换代的正确之途?昔时从工厂里潮水一般涌出来的外来工，构成了一幅虽然混乱但极为壮观的景象，而当容桂容里一带的工业区如今黑灯一片时，恐怕谁的心中都会感到丝丝慌乱，都会涌上这样一个大问号：要总部还是要制造?

是空心还是实心

既然“三高一低”的企业发展路径不可持续，既然大量企业纷纷北飞，那么，佛山的产业向何处去?

“转掉一批或倒掉一批无所谓。”龙江镇负责经济的一位领导如是说。可是，如果这些一度星罗棋布的作坊式企业全部远走高飞，大企业真的就能活得有滋有味?

禅城南庄镇在陶瓷企业关停并转之后，其财政一度陷入困境，虽然经过多年摸索，其前进路径似乎依然并不明朗，在顺德陈村镇再无工业用地供本土企业扩张之时，更多的商业用地却让大量的商品楼涌现出来。

在一些镇街尝到地产开发的“甜头”之后，过去引领地方发展的功臣产业集群却呈不断弱化的趋势，专业镇的转型升级越来越遥遥无期，某些领导眼里的“夕阳工业”开始日薄西山，环市的童装、盐步的内衣渐成明日黄花，“去制造业”所带来的“产业空心化”正在不断加剧，企业主本应投入制造业的资金拿出来炒地炒楼炒股，固定资产投资减少、生产性岗位流失，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正在不断发酵。

一方面，制造业不断萎缩;另一方面，地方财政对房地产业的依存度不断加深，自去年以来，国内房地产业的深度调控使得佛山财政不断吃紧，以致一度做出放宽限购的“短命”政策。

　　在年初中央金融工作会要求稳增长要保证避虚向实的强力信号下，佛山的产业政策又将如何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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